4月，原广发证券化工组首席分析师邓先河出任华恒生物董秘；
5月，原中信建投（601066）投资银行部高级副总裁、保荐代表人王轩出任毕得医药董秘；
9月，原红土创新基金经理王尚博出任国光电气董秘；
10月，原国泰基金经理姜英出任罗欣药业董秘；
……
今年以来，上市公司董秘职位出现了一股显著的“跨界”风潮，来自券商、基金等金融机构的投行人才转型担任董秘的案例不断增多。据不完全统计，近半年已有20余名投行人士转赴上市公司担任董秘。
这类人才之所以备受上市公司青睐，主要在于他们“懂资本、懂产业、懂运作、懂营销、懂监管”。具体来看，投行背景的董秘往往具备丰富的合规经验和专业知识储备，同时拥有较强的资本市场运作能力、多方沟通能力，这些正是当前上市公司在日益复杂的市场环境中迫切需要的。
随着资本市场日益成熟和政策的加快完善，董秘的职责已远超传统的会议组织和信息披露范畴。相应地，上市公司也应赋予董秘更高的定位，使其更好地推动公司治理与价值提升。
未来，优秀董秘的角色定位必然是从“合规执行者”跃升为企业的“首席治理官（Chief Governance Officer，CGO）”，这一转变不仅是头衔的变化，更是职能定位的战略性重构。
向“首席治理官”转变
2025年10月27日，证监会发布《关于加强资本市场中小投资者保护的若干意见》（下称《若干意见》），聚焦中小投资者关注的重点问题，围绕强化发行上市过程中的中小投资者保护、营造有利于中小投资者公平交易的制度环境等八个方面提出23项具体措施。
值得注意的是，《若干意见》的多项措施对上市公司的治理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包括但不限于提升招股说明书信披质量、压实相关方信披责任、增强投资者回报，其中涉及的众多内容均与董秘的核心职责相关，这既强化了董秘的重要性，同时又推动了董秘职责的深层变革。
现阶段仍然有许多上市公司对董秘的工作不够重视，譬如没有专职的董秘，而是由公司的“老员工”兼任，亦或者将董秘视为信披专员，而非参与公司战略、负责规范运作的高级管理人员，以及董秘薪酬与责任不匹配的情况也时有发生。
而且，从“董秘”这个名称来看，一定程度上也导致了公众对其职业理解上的偏差，将其简单理解为“董事会秘书”，工作职责划分到秘书一类，淡化或者弱化了董秘作为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的定位。
一边是监管层对董秘履职提出更高、更全面的要求，董秘需要从传统的“信息披露者”转变为资本市场的“看门人”、中小投资者的“守护者”卓信速配，职责范围覆盖上市公司全生命周期；另一边是部分上市公司对董秘的重视程度和相应的履职保障仍显不足，以及公众对董秘的认知存在偏差。两者间的矛盾，恰恰凸显了将董秘的角色提升为“首席治理官”的必要性和紧迫性。
那么，为什么是“首席治理官”呢？
21世纪以来，频繁发生的企业经营失败、财务造假、行为失范等问题暴露了公司治理体制或机制上存在的缺陷，以至于监管机构将公司治理议题提升至更加重要的位置，随之而来的是在公司治理领域出现了一些新趋势：
第一，公司在治理领域面临的监管合规压力越来越大，违规或不当行为遭受的处罚、诉讼和声誉损失越来越沉重；
第二，公司信息披露的透明度要求越来越高，不仅相关的监管规则更加细致和严格，资本市场和投资者对于公司的自愿性信息披露的期望也不断上升。
面对这些新趋势，一些大型公司、跨国公司采取的做法是设置“首席治理官”，显示出了对公司治理的重视程度，也意味着公司治理事务复杂性和专业性的上升。在没有强制要求的前提下，企业自发设立首席治理官，表明这一做法符合成本效益性。
事实也确实如此，首席治理官的存在，首先可以帮助完善企业自身治理事务，并向资本市场传递积极信号。其次，成为董事会与管理层之间沟通的桥梁，避免董事会脱离企业实际经营管理活动，以及辅助公司战略的有效执行，同时确保董事会的独立性。最后，有利于发挥专业化分工优势，让“专业的人做专业的事”，提升公司治理相关工作的效率和效果。
将董秘的角色定位提升为“首席治理官”与其自身的职责并无冲突。相反，首席治理官的确立无疑是再度“坐实”董秘的高级管理人员定位，减少公众对其的认知偏差，以及加强董事会对董秘的重视程度，降低兼任董秘、“形式”董秘情况的发生，让董秘更好发挥董事会、管理层、投资者之间的桥梁作用。
从公司自身角度出发，董秘兼任首席治理官也不需要增加额外的管理成本，还可以让董秘将工作重心聚焦在公司治理层面，满足日益趋严、趋细的监管要求和越来越专业化的投资者、机构的需求，何乐而不为呢？
而且，董秘定位于“首席治理官”，在国际上已成为公司治理的一种良好实践做法。雪佛龙公司的玛丽·A.弗朗西斯（Mary A.Francis）自2015年起至今一直担任公司秘书和首席治理官；艾琳·泰勒（Aileen Taylor）则从2019年起一直担任汇丰控股集团的公司秘书和首席治理官。两家公司不管是在资本市场，抑或在公司治理表现上均取得了不错的表现，其中离不开首席治理官的杰出贡献。
总而言之，由董秘担任首席治理官，对监管层、公司、投资者均有益处，同时也有利于推动董秘职业的发展，吸引更多的人才加入这一职业来。更何况，市面上已有成功的经验可以借鉴，并不需要企业付出过多的的试错成本。
首席治理官的职责所在
既然如此，董秘在出任公司首席治理官时，需要做些什么，才能成为一名优秀的首席治理官？德勤指出，根据有关董秘和首席治理官的国际公司治理实践，董秘出任首席治理官应当做到以下五点。
其一，公司治理合规性的守护者。
合规是公司治理应当遵循的底线要求，也是公司治理有效运行的前提条件。公开资料显示，2024年A股市场信息披露违规的上市公司接近1300家，合规之路任重道远。为做到合规，首席治理官必须精熟有关公司治理的法律法规监管规则和公司章程的规定，确保公司治理工作不出现违法、违规行为，同时杜绝潜在违规问题。
其二卓信速配，公司治理有效性的促进者。
在我国上市公司治理实践中，普遍存在着公司治理“形似而实不至”的情况。为了切实提高公司治理的质效，董秘及其团队需要开展大量的沟通、协调、督促工作，定期对公司治理体系设计的合理性和运行的有效性进行评估，以及开展公司治理评估或董事会、董事履职评估。
其三，董事会和董事高效履职的赋能者。
董秘作为首席治理官，应当发挥董事会和董事高效履职的赋能者角色，具体而言：发挥董事会和董事的咨询顾问角色，向董事特别是独立董事提供分析、意见和建议等；及时如实、完整、准确地将信息传达给董事，帮助董事在掌握充分信息的基础上作出最佳判断；组织董事的入职引导和培训，帮助他们及时更新知识，持续保持专业胜任能力；领导董事会办公室，为董事有效履职提供便利和专业支持。
其四，公司治理最佳实践推动者。
公司治理具有很强的实践性，其成熟度的评估与优化方向的探寻，仅依靠满足监管底线或内部复盘往往难以实现，更需要通过与国内外最佳实践，尤其是同行业领先者进行对标，从而清晰定位自身差距与发展路径。在这一过程中，董秘作为公司治理高级专业人士，理应发挥公司治理最佳实践推动者的角色。
其五，利益相关者的联结者。
现代公司治理有从“股东中心主义”走向“利益相关者主义”的趋势。企业的成功，不仅取决于为股东提供良好的投资回报，也取决于是否能够保护利益相关者的合法权益，以确保利益相关者能够持续向公司投入关键的资源。董秘作为多方利益团体之间的连接点，需要发挥信息通道和沟通桥梁的作用，帮助各方建立信任关系，并形成共识。
同样，不管是一名优秀的董秘，还是优秀的首席治理官，其前提是首先具备专业胜任能力。
如图表1所示，剔除一些董秘作为高级管理人员应当具备的一般性要求之外，德勤将董秘的专业胜任能力框架界定为品德与理念层、知识层和能力层三个层面。
关于品德与理念层，当“德”“才”两者难以兼得时，将“德”放在更加优先考虑的位置。
现实当中，对于董秘职业而言，并不缺乏专业之“才”，但在“德”方面往往容易出问题。在*ST高鸿（000851）九年累计虚增营收超150亿元的造假案中，时任公司副总经理、财务总监兼董秘丁明锋，因全程参与虚假交易策划、信息披露造假，领受600万元罚款及5年市场禁入的处罚；中超控股（002471）原董秘黄润楷配合董事长挪用公司资金2000万元偿还个人债务，被判处2年6个月。类似案例在资本市场上时有发生，因此，作为上市公司与资本市场之间的“守门人”，董秘必须坚守“以德为先”。
关于知识层面，董秘承担的职责范围较广，要求具备多个领域的专业知识，包含财务会计与信息披露、投融资管理、战略管理、风险管理等知识体系，这些专业知识为公司治理带来了额外的赋能，例如，凭借在法律及金融领域具备深厚的理论知识和卓越的实践能力，晶科科技（601778）董秘常阳抓住关键募资窗口期，帮助公司完成30亿元定增。
关于能力层面，董秘的工作性质和职责，要求其具备较强的组织和协调能力、沟通能力、判断能力、研究能力和执行能力。以组织协调、沟通能力为例，孙洁（武汉塑料、高德红外（002414）前任董秘，凯龙股份（002783）现任董秘）表示：“无论是对内说服董事长理解和重视公司治理、合规工作，还是对外与利益相关者沟通、处理一些突发事件，都要求董秘善于沟通，能够在压力下‘不变形’。此外，公司IPO、发债、再融资等资本运作事项，涉及内部众多部门，外部众多机构，需要董秘具备高超的多方协调和管控能力。”
现阶段来看，首席治理官的设置、由公司秘书担任首席治理官，还只是在国外一小部分大型公司中成为现实。阿里巴巴设立过首席平台治理官，但与首席治理官职责相差较大，目前在国内还没有首席治理官的实践案例。
因此，我们呼吁一批具有远见与担当的龙头上市公司，可以率先尝试董秘向首席治理官的转型探索。这不仅是提升自身治理水平的战略机遇，更是构建公司治理差异化竞争优势的黄金支点。在这一过程中，期待先行企业积累宝贵的实战经验，能为整个行业提供行之有效的借鉴，共同推动中国上市公司治理水平迈上新台阶。
董秘成为资本市场最具魅力职业之一
今年以来，A股市场经历短期盘整之后，在政策面、基本面、资金面，以及市场情绪回暖的共同作用下，一路上涨，三大指数在突破前两年新高之后涨势不止，上证指数更是突破4000点大关，创2015年8月底以来的近10年新高。
股市的上涨带动相关上市公司市值的提升，截至2025年11月14日，A股上市公司数量达到5448家，总市值已经突破100万亿元，达122.2万亿元，相较年初增加28.57万亿元，其中，万亿市值企业13家，千亿市值企业159家，两者合计占比3.16%。A股市场已连续多年稳居全球第二大资本市场的位置，不过，对比美国资本市场（截至2025年11月，美股总市值已突破72万亿美元）仍有巨大的成长空间。（图表2）
5000余家上市公司，叠加一些上市公司董秘团队不止一人，这背后是数以万计的高质量董秘岗位，持续吸引着优秀的人才加入。然而，对于董秘而言，这份工作并不轻松。
例如，监管越来越严格是常态，新规更是扩大了上市公司信息披露的范围，以及对信披质量也作出了严格要求，同时规定，除按规定可以编制、审阅信息披露文件的证券公司、证券服务机构外，上市公司不得委托其他公司或机构代为编制或审阅信息披露文件。
据上市公司董秘透露，“现在工作压力越来越大了，同样的信披工作，以前跟现在的工作量完全不在一个档次，而且稍有差错，轻则书面报告，重则通报批评，甚至处罚。此外，投资者的专业性也在不断提升，不管是文件披露，还是交流会，都要做到谨慎、谨慎，再谨慎。”
除了日常工作之余，董秘还要身兼数职，既是公司治理的“大管家”，又要担任公司资本运作的“规划师”，在面对公司股价波动时，还要成为投资者的“出气筒”，事务繁多且烦琐。更为重要的是，现在的违规成本极高，董秘个人可能面临高额罚金、市场禁入甚至承担连带赔偿责任，职业生涯风险显著加剧。
尽管如此，董秘依旧是资本市场上最具魅力的职业之一，以沪深两市上市公司董秘为分析对象。
截至2025年10月，沪深两市共聘任超5000名董秘。他们的平均年龄为45岁，其中最大年龄为75岁，最小年龄为26岁。70后与80后是当前董秘职业的主力军，两者合计占据比例超八成，其次是90后，有413人，他们已经开始崭露头角，50后、60后仍有数百人坚守岗位。（图表3）从董秘性别分布来看，男性董秘仍然是多数派，占比超六成，但这些年女性董秘的数量在快速增长，两者的差距有缩小的趋势。
如图表4所示，从学历分布来看，董秘群体具备典型的高学历特征，研究生和本科学历的成员占据绝对主力，合计占比接近95%，这意味着，在上市公司担任董秘职位的人中，超过九成拥有本科及以上学历。单研究生学历董秘占比已经过半，达51.67%，与之相对的是，大专及以下学历群体占比很小，只有5%左右，追求更高的学历无疑是增强自身竞争力的重要途径，未来较低学历者进入董秘核心圈层几无可能，这与资本市场日益复杂、对董秘的专业知识和综合能力要求不断提高有关。
从董秘任职年限分布来看，董秘职业稳定性较高，任职期限在5年及以上的占比超四成，他们通常具备丰富的经验，也熟悉掌握资本市场规则与公司业务，是公司稳定运营和战略实施的核心保障，而任职年限在十年以上的董秘，更是公司治理的稳定基石，他们拥有非常宝贵的跨周期经验和对公司极高的忠诚度。
对于新董秘或选择跳槽的董秘来说，也不用过于担忧这种稳定性，行业拥有正常的“新陈代谢”，任职1年以下的董秘占比15.41%卓信速配，任职处于磨合期（1年-3年）的比例也不低。对于公司而言，维持经验丰富的董秘团队，才更有利于公司的可持续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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